北欧中华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由于在此前关于斯德哥尔摩恐袭报道中提到了瑞典大文豪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恩师询问大文豪的文字落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皇后大街的马路中央，都写了什么内容，因此，记者特意又跑了一趟皇后大街看个仔细。因为上一次看它是10多年前记者刚到这里时，那时的周日，这里几乎没人。
可是，今天，人很多。主要是人们还没有从4月7日的恐袭中完全恢复过来，虽然商店都已经开门，但是，据记者了解，那些当天在市中心经历那一幕的人们，此后，多日都呆在家中，不敢再出去，越想越后怕。而当时没经历的，第二天，甚至第三天，都去那里看看，放鲜花来纪念，也有的带着孩子，站在街头，解释那歹徒是如何从阿道夫教堂的一侧开车直奔皇后大街，然后向左拐，一下子，一个大石狮子被挪了位置，过了一条街以后，右边的大石狮子也被刮出很多勾子，并挪动了位置。现在，想来，多亏了这些狮子，否则，后果不知道会更严重多少。
一个父亲带着女儿，给她讲解，歹徒就是从脚下这条街开始的，过来左转弯，把石狮子撞离了原来的位置。
而在这条路线中，就有两个街区的马路中央都有斯特林堡的名言索引。这是1998年斯德哥尔摩市在这条街的西头，从斯特林堡博物馆开始，镶嵌了这些引言。这里人们也许可以看出一些中瑞之间的文化差异。记得在瑞典东亚博物馆里珍藏中国从商朝开始到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文物时，人们就把清朝，明朝，宋朝等这些文字介绍就放在地上，人们过往就那么踩着。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感觉很不是滋味。但是，现在看到大文豪斯特林堡的文字也在马路中央任凭人们还是车辆的碾压，也可以理解就是瑞典人没有忌讳那么多。他们把汉子踩在脚下和把瑞典语踩在脚下都是一个心里，就是让人顺便看看，而没有别的意思。可能这样做更显眼。
那么斯特林堡被选的句子到底是什么呢？笔者挑了一些简单的句子以飨读者。
- Barn måste jag ha, Ty utan barnskrik kan jag inte arbeta. 我必须有孩子，否则，没有孩子的叫喊，我无法工作。
- Barn are det roligast som finns, men de äro rysligt dyra. 有孩子自然是最好玩儿的，但是，他们也是非常昂贵的。
- Min eld är den storst in sverige. 我的火在瑞典是最大的。或者，在瑞典我是最火的。
- Jag behöver resa för att lagsera Sveriges dumhet ur mig. 我需要旅游好把我的瑞典人的傻气释放出去。
- Han kom som ett urväder i aprilafton. 他来了，就象四月晚上的天气。
- Jag en droppe av en kvinna. 我是一个女人的一滴。
- Vad är ekonomi? En vetenskap uppfunnen av överklassen för att komma åt frukten av underklassens arbete. 何为经济？就是上层阶级夺取底层阶级劳动果实的学问。
- 以下关于斯特林堡的生平根据百科整理。笔者对斯特林堡的音响既象莎士比亚，又象鲁迅，或者也象雪莱，属于英俊潇洒而又桀骜不驯，有时穷苦潦倒，但始终坚持写作的一个多产作家。虽然早起笔者还曾梦想翻译他的作品，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水平实在不够。在瑞典文学中，我只喜欢简单易读的作品，例如玛莲娜.佛里德里克松和佩尔.佛格松。他们描述三代女人的故事和瑞典城市发展百年历史变迁，让人容易理解瑞典社会的发展。不过斯特林堡的社会地位就如同中国的矛盾或巴金吧。现在有个著名的文学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奥古斯特文学奖，是瑞典除诺贝尔文学奖以外最高文学奖。
这是右边被撞离了位置的狮子。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瑞典语：August Strindberg，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是一位瑞典作家、剧作家和画家，被称为现代戏剧创始人之一。 斯特林堡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其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写了六十多部戏剧和三十多部著作，其著作涵盖范围有小说、历史、自传、政治和文化赏析等。他的作品直观体现他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作为一个大胆且以颠覆传统为一贯作风的创作家，他通过自我摸索习得戏剧性描写方法和其广泛用途，他的作品着重表现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
后期作品中包括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
斯特林堡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家中排行老三，他的父亲一位航运代理，他的母亲尤利卡比父亲小12岁，卑微出身，在奥古斯特的自传中被称为“女仆人”。尤里卡还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这对斯特林堡的人格养成有重大影响。孩提时的奥古斯特沉静而寡言，父亲相当严厉、他是在这种有纪律与文化气息熏陶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八六七年高中毕业。奥古斯特曾试图朝演艺圈发展，但在一八七零年决定进入乌普萨拉大学读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了作家生涯。
两年后斯特林堡的经济状况恶化、迫使他中断在乌普萨拉的学业回到斯德哥尔摩，父亲对此很感失望。一八七四年，他获聘于瑞典皇家图书馆担任馆员，并在此工作直到一八八二年。之后，他认识了已婚芬兰裔瑞典人希尔芮．冯．艾森，对她一见钟情，并决定赢得其芳心；他承诺绝不生小孩，但她却在两人交往之后怀孕。结果希尔芮离开自己不忠的先生、在1877年与斯特林堡结婚。
正是由于埃森对演员生活抱有憧憬，斯特林堡写出了很多剧本。两人的私生子在出生三天后即夭折，不过希尔芮在婚后的一八八零年又生下女儿卡琳、一八八一年生下女儿葛瑞特，一八八四年在瑞士洛桑生下儿子汉斯。
在斯德哥尔摩有两个地方依然有斯特林堡的痕迹，一个是在市会议厅附近的红色房间，这是以斯特林堡的《红色房间》命名的。另一个是在市中心著名的Berns饭店里有一间房子就叫红色房间，而这个红色房间，也正是斯特林堡当年经常出没和写作的地方。1879年小说《红色房间》出版后，奥古斯特的剧作家生涯 出现了转折点。他终于获得成功。虽然生活拮据，但是，他不停地写。那时，一个薄本书才4克朗一本。数年后，他完成了代表作《瑞典人民》和小说《新王国》，对社会机构多有批评。他自己也遭受很多批评。因此，他到法国巴黎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日内瓦和洛桑。
在瑞士，奥古斯特持续写下自传式小说《成婚》、《女仆之子》与《傻子的辩护演说》，戏剧《茱莉小姐》与带有社会批评色彩的小说《现实中的乌托邦》。小说集《成婚》的第一部分后来招致亵渎罪的指控，相关的法院审理流程被后人称为“《成婚》系列审理”。奥古斯特最后虽然获无罪开释，但有关此书的争议仍持续不断、对他造成了心理压力，他在此事件后也一直有受迫害之感。获释后的奥古斯特又转向抨击由古斯塔夫三世成立的瑞典学院，认定它不过是由一群业余人士所组成。同时，瑞典皇室也一直试图影响国会，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
奥古斯特一直在国外待到一八八九年；这段期间他的婚姻趋于紧绷而不稳定的状态，这也无疑对他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的雏型产生了若干影响。
奥古斯特与元配最后于1891年离婚；离婚后的奥古斯特曾遇到在艺文圈子引发的小危机。他搬迁到德国柏林，并与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作家阿道夫‧保罗等艺文界人士在被戏称为“黑猪”的啤酒屋见面、交流。 诗人、作家欧拉．韩森的妻子劳拉．马宏成功地为奥古斯特在德国艺文界奠定知名度，而他却因此认为马宏照顾他是为了最终将他送进精神病院，甚至偷取他的私人信函、以便将来对付他。
奥古斯特于1893年娶奥地利籍摄影记者符芮妲．乌尔为第二任妻子，在这段仅维持四年的婚姻当中，两人生下女儿薛丝汀。他在这段期间深受偏执狂症状所苦，但也促使他执笔写下《Inferno》、《传说》等作品。其中以法文写成的《Inferno》所采用的标题与但丁神曲中的第一部《地狱》有关， 乃是奥古斯特应一家对神秘现象有兴趣之出版社要求而写成，他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巴黎与奥地利所遭逢的精神与宗教危机。
从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间，奥古斯特与符芮妲．乌尔的祖父母同住在奥地利小镇杜马克。在所谓的“地狱危机” 期间，奥古斯特借住在朋友，医师安德许．伊利亚松位于宇斯塔小北路九号的家中调养自己的健康状态；他在此地得到了写下《Inferno》的灵感。
到了一八九六年，奥古斯特寄宿在巴黎的奥菲亚旅馆；在此地，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更严重的转折。他开始相信自己被某个艺术诈骗集团监视、跟踪，并在夜间听到敲门声。对此刻的他而言，这间旅馆简直如修道院一般阴森；奥古斯特便在这般恐慌的心理状态下逃离巴黎，转投靠住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市代尔普的老友家中。同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奥古斯特再度拜访安德许‧伊利亚松；他在《Inferno》中将伊利亚松家的庭园形塑成一座修道院，而他在“炼狱” 章节中所述及的“罗缎般的玫瑰”至今盛开在伊利亚松位于宇斯塔的宅邸外。在拜访伊利亚松之后，奥古斯特来到隆德，并在该处借由植物学教授班特．林德罗斯的协助，与诗人朋友艾密尔．克林取得联系。克林是极少数来不及与奥古斯特反目成仇的朋友之一。
在隆德停留期间，奥古斯特执笔写下《Inferno》。饱受忧郁症与偏执狂症状折磨的妹妹伊丽莎白．斯特林堡在一八九八年被送进了诺雪平医院，最后在一九零四年死于乌普萨拉医院。奥古斯特在其剧本《复活节》中，以伊丽莎白为雏型描写剧中角色爱勒诺拉。
从一八九零年代中期开始，奥古斯特开始尝试自然科学与炼金术的相关实验；他的主要目的正是炼金。他的写作风格也在此期间产生显著的转变，由早先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慢慢趋近于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
此刻的奥古斯特已然是文坛中的名作家，但这并未使他免于经济困难，以及抹灭他的争议性。他在一八九八年搬到斯德哥尔摩的奥斯特曼区；于一九零四年写成的《黑旗》乃是一部与首都地区大众文化生活、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相关的写实小说。奥古斯特于一九零一年和女演员哈芮特．珀丝结婚；在此段婚姻期间，他另外在富鲁松租了一栋别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从富鲁松地区获得了许多创作灵感。在完成于一九零二年的小说集《佛格湾与史崁海峡》中，佛格湾代表富鲁松，而史崁海峡代表富鲁松近旁的休普曼霍恩；在另一部作品《梦剧》中，同样可寻得来自富鲁松的写作灵感。
奥古斯特与哈芮特．珀丝的婚姻只维持到一九零四年。在这段期间，他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得到灵感，写成了包括《古斯塔夫．瓦萨》、《艾里克十五世》、《古斯塔夫三世》等剧本。一九零三年写成自传《孤独》，奥古斯特将他与人群的疏离感描述得淋漓尽致。根据自传中的描述，他最唾弃狗主人；在他眼中，狗是下贱且有害的动物。奥古斯特的父亲曾经提到过，他对狗的怨恨大半来自孩提时代对邻居所养之狗无以名状的恐惧感。一九零七年，他出资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亲密剧场”；该剧场拥有小银幕，可上演奥古斯特自编的剧本，同时又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所以被称为亲密剧场。由于奥古斯特是剧场的建立者，该剧场又称“奥古斯特亲密剧场”。
最后阶段[编辑]
一九零八年，奥古斯特从卡拉路四十号(稍后被名为“斯特林堡公馆”)搬迁到今日被称为“蓝塔”的皇后路八十五号；此地即为今日斯德哥尔摩市斯特林堡博物馆之所在地。奥古斯特在此租用一栋四层楼高的公寓，以及一座小型图书馆。
这段期间的他不时感到疲累、并深信自己罹患了癌症；而他也的确说中了。他在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重拾社会批评的路线，此举又在文坛上引发辩论。奥古斯特被视为劳工运动的象征人物之一，特别是依附报纸《风暴之钟》发展的激进团体，以及其与保守派、开明派辩士间的对抗。他的最后作品《蓝书》(一九零七年)与《宽?乡间路》(一九零九年)中，显示其在社会批评路线上选边站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