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种种迹象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发达国家总体上属于服务业范畴的行业开始规模性地向海外转移，其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的白领工作即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以IT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由技术竞争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成熟的高新技术急需寻找制造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技术转移，产业转移也由某个制造工序或环节的转移发展到整个制造过程的转移。

世界贸易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一直进展缓慢，而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如火如荼，日益成为各国维护和开拓海外市场、应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工具。在当前的区域贸易安排中，各方特别是大国角逐加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扩展，拉美、非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日本、印度等大国正在力争主导亚洲经济合作进程。美国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潮流的主要驱动力量。日本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推行的“经济合作协定”战略，特点突出，饱含战略思维，对我国进一步开展区域贸易安排富有启示作用。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信息、人才竞争和战略资源争夺，将成为各国抢占新一轮国家竞争优势的焦点。对外开放是经济问题，更是国际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务成本等因素，吸纳国际资本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包括美欧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仅2002年—2003年各国修订的涉及引资的法律法规超过492项，放松限制、简化手续、扩大优惠的达95%以上。国内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是引资大户，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国际资本国内分流渠道大大增加。这就对转变工作思路，提高开放层次，消化商务成本，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后过渡期”。一方面按照入世承诺，我国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既有关税承诺，也有非关税措施承诺，要继续开放农业和汽车进口，更要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建筑设计、旅游和运输等部门，发达国家会加快产业转移速度，纺织品一体化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入世的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贸易摩擦进入新的高发期，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面临新的市场开放压力。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到了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应对能力的关键时期。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互动。中、美同为公认的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由于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在对新兴市场国家产品需求量上升的同时，对欧、日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我国经济特别是进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不仅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对华经贸依存度增大，欧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市场的期望值也在增加。我国是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经济政策日益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机遇论”同步上升，中欧纺织品达成协议，在欧洲好评如潮，就是因为欧盟深感贸易战无益，自身受害程度可能更大。（国家商务部 于培伟）